农民工杨大姐、谭大哥在自己的出租屋里，为争取在城里退休‘开会’研究

文/图 羊城晚报记者 曾璇 通讯员 肖董

62岁的刘庚元捧着一纸诉状，连日来在深圳市社保局宝安分局西乡管理站、深圳市社保基金管理局、原来的公司几处奔走。这个湖南老汉没有像他那些“安分守己”的老乡那样，在老家领着100元的养老金，耕田、弄孙，而是一直在为自己能在深圳补缴养老保险的事情扑腾。

“我1997年就在深圳打工了，但就想不通，我怎么就不能在深圳退休？”拼着一口气，他一个人在深圳住着出租屋，平日靠跑摩的维持生计，睁眼闭眼都是办退休的事。

像他这样有意识在深圳申请退休的第一代农民工，屈指可数。而像他这么能“折腾”、打了几年官司、一审还胜诉的第一代农民工更是凤毛麟角。

羊城晚报记者从2015年起即跟踪第一代农民工退休养老问题。2017年5月，在全国率先报道了第一代农民工通过补缴180个月(15年)养老保险、得以在深圳领取“职工退休证”退休的个案，当时引起了央视、《工人日报》等多家央媒及公众的关注。

事隔两年，记者获悉，愈来愈多的第一代农民工通过补缴、诉讼、行政复议等多种手段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，得以在自己挥洒青春汗水的地方领得退休金。然而，相关法律法规还有一些有待完善之处，特别是在对外来工社保补缴等问题的处理上，深圳、广州、惠州等地存在政策差异，也导致农民工退休待遇千差万别。

连日来，记者在广州、深圳采访了多宗个案，也与法律界人士、劳动部门人士深度座谈。就在第一批农民工顺利退休的同时，花甲之年的刘庚元们、十几岁就来鹏城打工如今已年过半百的制衣厂女工方思群们，还在为得到那本薄薄的“退休证”而努力。他们为广东贡献了自己最好的年华，今天的他们，希望以“退休职工”的身份，让自己成为城市的文明印记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