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有所养，既是人生处于黄昏阶段时的愿望，也是美好生活的体现。

对于我国而言，养老这一业态呈现出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从早期的家庭式居家养老占据绝对主流，到包含养老院在内等产业出现萌芽，再到“养老院”“候鸟式养老”“养老地产”及“社区养老”等新业态百花齐放，最后成为未来发展的新风口，我国老人的养老也变得日渐丰富。

与此同时，相关政策亦逐步向养老方面进行倾斜，仅5年间，近30条关于养老的政策频频出台，而在今年11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中，相关部门部署进一步发展养老产业、推进医养结合，提高老有所养质量。

PART1

70至80年代“儿孙满堂”居家养老

从我国传统观念来说，“儿孙满堂”既是一种对老人的祝福，更是养老的一大保障。据南都记者了解，上世纪70年代中期前，不论是城市或农村，家中两个或以上孩子的家庭可谓比比皆是，其中一个原因，就是老人希望年老的时候有人照顾。

“现在回想一下，我爷爷奶奶年老的时候其实挺幸运的，因为我爸爸家里就有五个兄弟姐妹。”家住广州海珠区的陈阿姨告诉南都记者，80年代左右，她的爷爷奶奶因为年纪原因，先后分别患有中风(脑卒中)和老年痴呆，不过由于他们膝下儿女多，照顾老人家基本不成问题。

“以前我爸爸妈妈和他兄弟姐妹还按照周一到周五‘排班’，一收工就去接班照顾老人，所以那时候我爷爷奶奶也算是安享晚年寿终正寝。”陈姨还自豪地表示，由于当年父母对老人照顾的“耳濡目染”，因此父母年老之后，陈姨与她的两个弟弟也是对父母进行无微不至的照顾。

儿孙满堂，老有所养，这是像陈阿姨等大部分家庭的老人所享受到的“福利”，不过即便膝下儿女多，但并不一定意味着就“老有所养”，家住越秀老城区方姐的家庭就是其中一个代表。

“我外婆是1986年左右去世的，她生前基本是我妈妈在照顾，那时我爸妈也是上有老下有小，再多个老人负担也是很大的，曾经有时候，我妈妈让外婆去我两个舅舅家住，但住都没超过两周又回来了。”方姐坦言，像他舅舅们这样的态度也是能理解，毕竟那时候大家的家庭收入都很一般，“多个老人等于多一双碗筷”。

对于“儿孙满堂”式的居家养老，方姐也是“颇有微词”：“15年前我爸爸中风病倒后，我和弟弟基本上是轮番照顾，尤其是我弟弟为了照顾爸爸，连工作都辞掉了，结果可能是常年与社会脱节，以及照顾老人太繁琐，我弟弟最近竟然被发现得了抑郁症。”对此，方姐也感叹：“其实这种儿孙满堂式的;‘养老’，对家庭也不一定是好的。”

据南都记者了解，“儿孙满堂”实际上是我国传统的“养儿防老”观念的体现，而从当时实际人均收入考虑，这也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。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1978年至1990年的人均GDP数据显示，这段时间人均GDP分别为381元至1644元左右，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3元至1510元左右。

除了传统观念以及人均收入等原因，导致了老人家是以居家形式进行养老外，也与当时专业养老机构缺乏息息相关。虽然我国早在南北朝时代就有养老院的雏形“孤独园”，且在随后得到不断发展，但直至上世纪70年代末左右，当时的全国养老院、光荣院、干休所及敬老院养老机构数字停留在15万多所左右，主要收养五保对象，但其中真正意义上的养老院却属“凤毛麟角”。

而且，部分市民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还表示，对于当时有儿有女的老人家来说，把他们送到养老院甚至会被视为“不孝”。

PART2

90年代至21世纪初

养老产业开始布局

据南都记者了解，虽然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期间，“养老”仍然更多地处于居家等范畴，但是在这期间却悄然发生了变化，尤其在政策端方面，国家也开始对老年人保障出台了相关政策。

1991年6月，在试点的基础上，国务院发布了《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》，明确宣布实行养老保障的社会统筹；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《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》，正式拉开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障政策改革的开端，力图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，规定按照社会保障的不同类型确定其资金来源和保障方式，城镇职工养老和医疗保险金由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，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。